| 盛世德才獵頭顧問tony分享：
央企高管工作履歷大起底
企業管理的關鍵，成也在人，敗也在人。所謂“會用人不如會挑人，用好人不如挑對人”。然而，科學選人，說易行難。如何從人山人海中培養或選拔出一個卓越的領袖級人物，可謂重中之重
央企高管的人選任用，多沿用傳統的委任制。近十年來，國資委也在逐漸探索市場化選聘國企高營的新機制，先后實行聘任制和試用期制。2001年以來，中組部、國資委已多次組織公開招聘，更以全球海選等形式招徠人才。
然而，因為中央企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黨管干部的原則下，央企高管的任命存在明顯的行政化傾向。被委任者除了源于基層由下至上層層提拔外，更有一部分人為從政府、高校直接向央企輸送，也即跨界高管。
無論是基層提拔還是跨界調動，有一點共性不難發現：統率千軍萬馬的央企高管，肯定要過五關斬六將方能走上領導崗位。那么，基層人員需要經歷怎樣的歷練，才能步步登頂？跨界高管在央企高管整體中占據多大比例？他們都是何方神圣？
繼上期推出央企高管年齡調查后，《國企》以1051名央企高管為樣本，翻檢了其中的八成高管工作經歷，分析央企高管是如何養成的。
鏈接 1
說說央企的人事權
廣義的中央企業包括三類。
一是由國務院國資委管理的企業，從經濟作用上分為提供公共產品的，如軍工、電信；提供自然壟斷產品的，如石油；提供競爭性產品的，如一般工業、建筑、貿易。
二是由一行三會管理的金融類企業。如中國工商銀行(601398,股吧)、中國農業銀行(601288,股吧)、中國銀行(601988,股吧)、中國建設銀行(601939,股吧)四家國有銀行和交通銀行(601328,股吧)。其他還包括：中國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以及中國人壽(601628,股吧)等保險公司。其業務指導和監管分別由央行和銀監會等部門承擔，不歸國資委管轄。這些企業是副部級。
三是由國務院直接管理或其他部門、群眾團體管理的企業，包括煙草、鐵路、港口、機場、廣播、電視、文化、出版等行業。比如由國務院直接管理的中信集團、中投公司。
本文所指的央企為狹義的中央企業，即由國務院國資委監督管理的企業。目前，國務院國資委監管的116家中央企業中前53家為副部級。這些央企分布在軍工、電信、能源、裝備制造、冶金等涉及國計民生的重點領域。
據悉，53家央企的黨政一把手由中組部直接任命，具體由中組部五局（企業干部局）負責,國務院國資委企業領導人員管理一局（企干一局）協助，副職干部則由企干一局負責考察任命。企干二局負責其余央企的領導干部“考察以及任免建議”。
此外，國資委官方網站顯示，企干一局和企干二局還負責其分管企業的考察推薦董事、監事及獨立董事人選等。
上 篇
他們是怎樣晉升的
《國企》查詢1051名央企高管簡歷發現，共有847人披露了較為詳細的工作經歷，占高管樣本總數的八成。其中有601人參加工作時就進入企業。在經歷了一家或者多家企業的層層歷練后，坐上了央企高管的位置。這樣的晉升途徑，占到高管總數的70%以上，此為央企高管成長的主要路徑。
那么，究竟什么樣的人才能夠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順利登頂企業高管之位呢？《國企》雜志通過調查、梳理，試圖總結出央企高管養成的重要要素。
歷經廿年方登頂 千辛萬苦難盡言
1982年12月6日，一艘載滿法國小麥的巴拿馬貨輪在馬六甲海峽緩慢地行駛著。凌晨4點，幾條黑影悄悄溜進船長室，驚醒了船上的外派船長魏家福。“海盜！”魏家福伸手要拿枕邊的電話，刀光一閃，電話線被剁斷，兩把雪亮的匕首頂在咽喉上。然后，魏家福被捆住了手腳丟在地上。要錢、要鑰匙、找保險柜，搶衣服、搶手表⋯⋯
正在魏家福與海盜周旋之際，另一臺電話刺耳地響起。“這是叫我交接班的電話，但海盜以為是警報，就迅速撤退了。”心有余悸的魏家福從此改了年齡——從1982年算。
風浪顛簸，生死考驗，時年32歲的魏家福對此沒有退縮，繼續擔任船長一職長達11年，直到1993年棄舟上岸，進入中遠管理層。
就在魏家福遭遇海盜的同一年，畢業于重慶大學材料系的劉明忠來到了河北邯鄲山區的2672廠。之前，廠里的組織干事在劉明忠面前把2672吹的天花亂墜：全軍唯一的鋼廠；普通工人都穿軍裝⋯⋯眼前的破敗景象卻讓劉明忠心里涼了半截：廠子里連一噸鋼還沒煉出過，軍裝也只是政委一人穿著。露餡的組織干事又開始做工作：“2672有了你們這些人才，一切都會有的。”
此時的2672廠當年剛剛結束虧損，年產量僅有10萬噸，在行業中甚至找不到一席之地。但劉明忠最終留在了武安的山溝中，先后歷經澆鑄實驗室、煉鐵、采購、人事、銷售等多個崗位的鍛煉。直到如今，成為世界五百強企業的董事長。
迎難而上是高管們的普遍特質。央企高管中，像魏家福、劉明忠這樣擁有上述特質的還有一大群。
26歲時，任建新以家產為抵押，借款1萬元創辦了藍星化學清洗公司，并通過107次并購，逐步組建了中國化工集團。其中經歷的艱難困苦，可想而知。
2009年，司獻民接任南航集團總經理。當時，受多重因素影響，三大航均出現了嚴重虧損。為了扭虧，司獻民絞盡腦汁。據他回憶，當時洗澡時常常大把大把掉頭發。深夜回到家，坐在沙發上歇息的他不到5分鐘就能睡著。
⋯⋯
《國企》調查發現，前述601名央企高管從進入央企到成為高管，平均花費了23年的時間。這23年，幾乎就是央企迎接市場經濟浪潮洗禮的全過程。這一過程中，萬千國企破產，數百上千萬國企職工下崗。他們所在的企業順利走到了今天，并且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作為與企業共同成長起來的高管，這些人經歷了怎樣的人生磨難，自是一言難盡。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沒有在風浪面前低頭。
近九成高管來自基層
《國企》任意選取了300名央企高管進行比對時發現，多數央企高管的原始學歷為本科。然而，盡管大學生在二三十年前堪稱天之驕子，但這300名高管進入央企時，有281人最初的工作在生產一線，比例超過90%。他們絕大多數從事的是最基層的工種，如技術員、助理工程師、會計師、科員等。
一開始就擔任管理職務的，僅占總數的1/6左右。所擔任的職務，也多是副科長、副組長、車間副主任等最基層的管理職務。從他們職務名稱也可以看出，他們參加工作后的工作地點，絕大多數是生產一線，而非總部機關。
1982年，畢業于重慶建筑大學（現重慶大學）工民建專業的易軍進入中建建筑承包公司，歷任技術員、工長等職務。高學歷且專業對口的他很快嶄露頭角，赴英留一年后，1988年就成為了中建建筑承包公司董事、總經理。36歲時易軍成為中建總公司副總。
1982年，在北新建材(000786,股吧)當了3年技術員的宋志平不滿足于現狀，決意改行做銷售。盡管家人并不支持，但宋志平在這條道路上走了10年。回顧這段經歷時，宋志平認為，這讓他學會了處理與別人的關系。“讓我意識到溫和也是一種力量。”直到現在，當他偶爾被銷售電話騷擾時，他也會禮貌地談幾句。1993年，36歲的宋志平成為了北新建材的一把手，業內最年輕的正局級干部。
1983年，孫兆學進入山西鋁廠工作，最初的職位是調度員。12年時間，他成為第一礦的礦長。當時，第一礦的作業現場管理特別出色，工地整潔，工具擺放整齊。這些管理細節得到了當時來礦考察的領導的好評，孫兆學由此進入干部培養梯隊。此后，孫兆學歷任山西鋁廠副廠長、廠長，中鋁公司副總經理，并于2006年調任中國黃金集團總經理。
無數這樣的實例可以證明，基層崗位和生產一線最能夠鍛煉人，也有著更廣闊的發展前景。
八成高管曾獨當一面
《國企》雜志調查發現，超過2/3的央企高管成為高管之前的職位是企業分子公司的負責人。
2002年12月，時任山東電力集團總經理曹培璽調任中國華電黨組成員、副總經理；現任中國電建總經理范集湘則是從水電七局局長的位置上升任當時中國水利水電集團副總的。
一把手如是，黨委書記亦然。中國兵器黨組書記尹家緒進入集團領導層之前是長安汽車(000625,股吧)總經理。中鋼集團新任黨委書記徐思偉來自五礦。在成為五礦副總之前，徐思偉的職務是五礦發展(600058,股吧)股份公司總經理。
總經理和副總的情況也是如此。如中國誠通總經理洪水坤此前是二級公司中儲股份(600787,股吧)董事長；保利集團副總雪明此前是保利上海董事長。
其余近1/3高管則來自集團總部所屬部門。
2002年，電力系統實施廠網分離后，原國家電力公司運營部主任陸啟洲出任新組建的國家電網副總，綜合計劃與投融資部主任孟振平則出任中電投副總兼總會計師。
在出任兵裝集團副總經理兼總會計師之前，李守武是公司的財務審計部主任。賀東風則是以辦公廳主任的身份升任中國商飛副總經理的。
《國企》雜志進一步研究發現，即使是這些從集團總部升上去的高管，其中亦有超過半數曾在重要的分子公司擔任主要負責人。比如前文提到的陸啟洲，更早之前是湖北省電力公司黨委書記、總經理。再比如武鋼總經理鄧崎琳，是由武鋼第二煉鋼廠廠長任上調任生產部部長之后進入武鋼領導層的。
總體看，“土生土長”的央企領導中，約有八成曾經擔任過央企二級公司主要負責人。事實上，這樣獨當一面的經歷確實能給人帶來寶貴的人生經歷和管理積淀。正如近些年選舉產生的國家領導人中，絕大多數曾經在某一省份甚至多個省份擔任黨務或者政務主官一樣。
當然，也不乏三峽集團董事長曹廣晶這樣的特例：從參加工作到升任企業一把手，歷任工程技術處工程師、副處長、處長，基建部副主任、主任等職務全是集團總部機關。
鏈接 2
央企高管中的紅色后代
在整理央企高管履歷時，記者發現了一些有著特殊身份的央企高管。
毛遠建，湖南湘潭人。曾在山西省軍區服役，現年57歲的他為中國電科副總。其父是毛澤東同志的堂弟毛澤全。毛遠建曾擔任中鋁公司總經理助理,并參與了中鋁公司與秘魯銅礦的談判，2008年出任現職。
保利集團名譽董事長賀平，軍銜為少將,是鄧小平同志的三女婿,其父為1955年授銜少將賀彪。2010年,賀平辭去保利集團董事長一職,擔任央企中唯一的名譽董事長。保利集團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王小朝是楊尚昆同志的女婿，現年60歲。
現年52歲的中電投副總、中電國際董事長李小琳是李鵬同志的女兒。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她，曾因呼吁給全民建立道德檔案而引發廣泛關注。
中國移動副總李慧鏑之父是剛剛卸去常委一職的李長春。今年45歲的李慧鏑擁有碩士研究生學歷，出任現職為時不久。
現任華僑城董事長任克雷是廣東省委原書記任仲夷的三子。任仲夷是我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推動者和積極實踐者。任克雷于1987年發表了一篇名為《深化企業改革的探討》的論文，作為國務院參閱文件轉發。擔任深圳市委秘書長、辦公廳主任期間，任克雷主持起草的《跨世紀的決擇深圳趕超“四小龍”若干重大策略》成為深圳特區1991〜2010年的發展規劃。1993年，任克雷調任華僑城集團總經理。
下 篇
他們是如何跨界的
在央企高管中，有這樣一個群體：在他們職業生涯的某一或者某幾個階段，是游離于企業之外的，即曾在政府機關或事業單位、軍隊、高校任職。
這246人中，有一把手44人、黨委書記22人、總經理10人、紀委書記55人、其他職位115人。
這些人是怎樣進入央企的呢？
跨界任職尋常事 或因時勢或由人
《國企》調查發現，這一現象的出現，既有歷史淵源，又有人為因素。
所謂歷史因素，包括兩種情況。一是原來的國家部委演變為企業，部委的各級官員自然就成為企業各級管理者；二是原來由各部委甚至軍隊出資組建的央企中，不可避免地有一部分原屬部委、軍隊的官員、將領出任企業各級管理者——這一情況在電力、石油、化工、冶金、商貿等多個行業普遍存在。這樣的央企高管共有57人。
以軍工系統為例，新中國成立后陸續組建了第一至第七機械工業部。幾經沿革，這七個部更名為機械工業部、核工業部、航天工業部、航空工業部、兵器工業部、電子工業部、中國船舶(600150,股吧)總公司。在此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了央企十大軍工企業。
以航天科技(000901,股吧)副總李金生為例，他曾擔任航空航天工業部干部處副處長。1993年，航天工業部轉制為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李金生轉為該公司干部處處長并逐步升遷至今。中航工業副總耿汝光也有類似經歷：原為航空航天工業部飛機局副處長，后成為航空總公司飛機局處長。
改革開放后，解放軍總參謀部、總裝備部、總政治部一度各自組建了所屬企業，是為保利集團、新時代集團、新興際華前身。公安部亦組建了寰島集團。為適應市場經濟需求，中央決定將上述企業交由國務院國資委統一出資、監管。后來，新時代集團并入中國節能，寰島集團并入中國誠通。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樣的簡歷：中國誠通副總裁袁紹理原為公安部治安局副局長；保利集團董事長陳洪生、總經理張振高、副總經理王小朝、副總經理宋廣菊均曾在部隊任過職。
第二種情況是一些政府、高校、媒體的從業者進入央企后，積功升遷至高管。這部分企業高管有52人。
1982年，畢業于湘潭大學中文系的劉平春進入湖南日報工作。8年后，已成為知名媒體人的他進入華僑城集團，先后擔任辦公室主任、總經理助理等職務，現在身為集團黨委常委，股份公司董事總裁。
1994年，徐州市政府辦公室副主任王帥廷出任剛剛創立的徐州華潤電力總經理。2001年，王帥廷開始執掌華潤整個電力板塊，后成為華潤副董事長。2011年，王帥廷調往同在香港的另一家央企，出任港中旅副董事長兼總經理。
第三種情況是直接從外單位調到央企擔任高管，即所謂的空降高管。調動方式則包括全球招聘、組織部門直接任命等。比如包克辛由貴州省副省長調任中儲糧總經理；王昭翮由大連海事大學黨委書記調任中國一汽紀檢組長；東航集團董事長劉紹勇此前的職位是民航總局副局長。
這種直接從軍隊、政府機構、高校等機構向央企輸送高級管理人才的方式，成為央企跨界高管的主要來源，共有137人。這一部分空降高管，時常會引發社會質疑。
2012年年底，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發文章，認為央企高管的任命仍存在明顯的行政化傾向，人事管理離市場化相去甚遠。文章稱：“很多時候，央企高管高薪金飯碗，被當成安排中央及省市年齡偏大、提拔無望官員的肥缺，成了攢養老錢、享享清福的待遇。網友戲稱‘當不了省長就給你個行長，當不了大部長送你個董事長，年薪動輒數百萬元，憑誰沖錢都想干’。”
一把手經歷多復雜 紀委書記空降比例高
有27名央企一把手是從其他部門直接調任央企高管的。
比如，2004年4月，青海省委副書記、副省長蔣潔敏調任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副總經理。不久，中石油總經理馬富才因重慶井噴事故引咎辭職。蔣潔敏出任新設立的中石油黨組副書記一職。2006年11月，蔣潔敏接任中石油集團公司總經理。
與蔣潔敏經歷了同樣調動的，還有自湖南副省長任上轉任中國通用董事長的賀同新。
17歲時，賀同新在北京參軍。21歲時考入廣東外國語學院學習，畢業后成為軍委裝甲兵學院外語翻譯，其后出任中國駐贊比亞大使館翻譯。回國后，賀同新進入進入湖南一家化工企業工作。1993年，時任湖南外經委副主任的賀同新出任衡陽市委副書記、市長。兩年后，他跳過了市委書記一職，直升為湖南省副省長。
從一名普通業務員到副省長，賀同新只花了14年時間。2007年，55歲的賀同新告別擔任了11年之久的湖南副省長一職，進入央企。
參軍、出國、企業、從政、回歸企業，賀同新堪稱真正的跨界高手。在這方面能與賀同新相匹敵的，或者只有中鋁公司總經理熊維平一人。
熊維平先后在工人、教師、共青團湖南省委副書記、中南大學常務副校長等多個崗位工作。他先后參與籌備中國銅鉛鋅公司、中鋁公司，先后在中鋁公司、港中旅擔任高管，直到2009年受命于危難，重回中鋁。
這27名一把手中，有過兩次以上跨界調動經歷多達17人。如蔣潔敏此前曾在勝利、青海兩個石油管理局工作；張廣寧此前本是廣鋼集團董事長，出任廣州市委書記后調任鞍鋼集團董事長。
央企黨組（委）書記一職中，有16人為空降高管。
比如2005年時任國務院國資委群工局局長喬保平調到中電投，出任紀檢組長一職。3年后調任國電黨組書記。再比如，2008年黃石市委書記王振有調任武鋼集團黨委書記；2006年大連市委常委、組織部長李敏也調任華糧物流集團黨委書記。
相比較而言，設董事會央企總經理一職相對較少空降經歷。記者調查顯示，僅有中核集團總經理錢智民、中國聯通(600050,股吧)總裁陸益民、中儲糧總經理趙雙連、中國通用總經理李讜四人是從政府機關直接調任而成央企高官的。
央企高管中，李讜的身份比較特殊，她祖上是晚清重臣李鴻章。1995年出任陜西省長助理，2000年調任現職。2007年，李讜當選民建中央副主席，成為唯一一個身為民主黨派領導的央企高管。
企業副職有90人曾有空降經歷。進一步細分，記者發現，企業紀檢組長(紀委書記)一職空降比例最高。109名紀檢組長(紀委書記)中，就有40人是空降而來。比如國家核電紀檢組長李立金就由中組部地方干部二局正局級調研員調任來的。招商局集團紀檢組長石巍此前則是由國務院國資委監察局局長。
空降年齡約50 多數來自各部委
統計顯示，這137人空降央企成為高管時的平均年齡為50.29歲；級別以正副廳局級為主，也有副部級和個別正處級；53戶重點央企中，空降高管的頻次高于其他企業，占據了74個名額。
調任央企高管時最年長的，是中國移動董事長奚國華，為61歲。但實際上，這并不是他首次擔任央企高管。早在2000年，他就出任上海貝爾董事長、黨委書記。2001年升任工信部副部長，2012年他接替年屆退休的王建宙出任現職。若按照王建宙63歲退休的舊例，62歲的奚國華還能再干一年。
調任央企高管時最年輕的，是中國黃金副總劉冰。1999年，時年36歲，身為國家經貿委副主任秘書的劉冰出任中國黃金副總經理一職至今。調任央企高管時在40歲以下的，還有中國恒天副總荊新保、中儲棉總經理姚明燁，他們此前分別是安慶市副市長、全國供銷社儲備管理中心副主任。
現任央企高管中，有19人是從副省級干部的崗位調任而來的（見表一）。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核建董事長王壽君和國新公司總經理劉東生，此前均為國資委監事會主席。一般來看，退休后的央企高管出任監事會主席的例子要比逆向流動多得多。
一般而言，53戶央企的正職負責人可比照副部級待遇，從這個角度而言，以下幾名副部級官員出任企業副職的調動看起來似乎不那么符常規：他們是云南省副省長李新華調任中石油副總，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余德輝調任中電投副總經理，西藏黨委常務副書記徐明陽調任中國通用副總。
廳局級干部中，來自地方政府黨政機構（如市委書記、市長、副市長、組織部長等）的為22人。包括后來調任中化集團副總的蘭州原市長張志銀、調任中鋁副總的云南省長助理劉才明等。來自中央部委的占據絕大多數，超過60人。其中包括中紀委、中宣部、中央辦公廳等黨務部門，也包括國資委、人社部、安監局、旅游局等政務部門。比如國資委機關管理局局長張東泉出任珠海振戎黨委書記，共青團中央機關黨委書記崔志雄出任中航信息黨委書記。
觀察發現，空降而來的央企高管娘家機關中，以中紀委、中組部、國務院國資委三個部委的為最多。來自這三個部門的干部到了央企后，絕大多數出任了紀檢組長（紀委書記）的職務——40名有空降經歷的紀委書記中，24名來自上述三個單位。比如中紀委監察部中國監察雜志社社長李京林出任中國核建紀檢組長，中組部辦公廳副主任郭瑞廷出任中國國電紀檢組長，國資委改組局局長鄧實際出任國投公司紀檢組長。
有人如魚得水 有人從頭再來
作為企業管理者，央企高管除了要掌握經濟學、管理學等普通知識外，還必須掌握一部分本行業的專業知識。對于張廣寧、蔣潔敏、奚國華這樣曾經在某一行業工作過多年，經過政府部門的歷練重返企業后，對企業管理乃至行業狀況想必如魚得水。
對于另外一些人而言，他們雖然不熟悉企業管理，卻熟悉相關業務。比如國務院僑辦副司長薄寶華出任港中旅副總，農業部漁業局副局長劉身利出任中農集團總經理，交通部水運司副司長張國發出任中國海運集團副董事長。中儲糧、華糧物流的多位高管則在國家糧食局擔任過司長或者副司長。再比如前文所述的多名出身于中紀委、中組部、國資委機關的企業紀委干部。
對于他們而言，較強的業務關聯性或許不會讓他們感到太陌生。
但是，對于部分空降高管而言，較大的業務差異和工作氛圍性差異，或許適應起來就沒那么容易了。2001年，國家宗教事務局副局長齊曉飛調到中國鐵建(601186,股吧)。同年，中央黨史研究室辦公廳主任陳永錄調到中國電建。再比如中央辦公廳機要局副局長王勇格調到中國冶金地質總局，中宣部正局級副局長柳丁調到中糧。這幾項調動的業務跨度都可謂巨大，好在他們出任的均是紀委書記一職。
而中化工程董事長金克寧此前是國家安全生產管理局調度中心主任，中國有色副總孫加林此前是云南科協黨組書記、副主席。如果僅從表面看，恐怕很難發現其前后工作之間的業務聯系。 |
